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，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全国人民激情满怀地投入到各项建设中去，土改、公私合营、农业合作社、大跃进等等活动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产模式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由于缺少经验和可复制借鉴的模式，急于建设强大新中国的老一辈建设者，遇到了一些从未出现过的问题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，国家经济进入困难时期。围绕如何建设国家，如何发展经济，老一辈革命家们各自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极大努力，也逐渐有了各自的认识和想法。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，领导人们的思想有了两次较重要的交流和碰撞。而这两次会议虽然都是毛主席主持，但最终走势却不尽相同，为何出现这种情况？第一，会议背景不同。庐山会议召开时，国家经济刚刚开始问题，虽然也很严重，但毕竟只是探索起步期，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可能是大变革后出现的阵痛，是大运动带来的暂时困难，总体仍处于抱有希望的状态。而七千人大会则不同，这是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严重经济困难，很多地方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，少奇同志甚至说出了“历史上出了这样的情况，要进史书的，而在我当主席时，发生了这种事！”可见当时的极度困难，已经到了实在难以为继的地步，无论是从情感上、思想上、还是经济发展处境上，都已经到了不能不调整的紧要关头，改变，已是不得不发、势在必行。

第二，不同意见的提出方式不同。庐山会议前，彭老总已经通过调研发现了农村老百姓们生活非常困难，经常饿肚子，有位老兵更是给他写信，请他“为民鼓胡”（意思是小声说），彭老总自己本身也有一肚子话要说，但阴差阳错没能当面向毛主席汇报，回去之后写了封信交给毛主席，按照他那直来直去的脾气，这封信语言有些尖锐，态度有些激烈。毛主席看后，加了个“德怀同志意见”的标题，直接引发全体参会人员讨论，等到彭老总意识到事态严重，请求收回自己的信时，局势已经无法挽回。可以说，彭老总表达意见的方式和态度，某种程度上应和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不满的情绪和声音，更是加剧了毛主席的不满。

而在七千人大会上，尽管少奇同志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全面调研和深刻认识，也直言不讳指出了形势的严重困难，甚至大胆提出“三分天灾、七分人祸”这样的惊骇论断，并对一些当时的重大口号和提法认为应该“过些年再看”，但总体还是维护大局，维护毛主席的威望，并没有讲尖锐的话，没有触及当时的一些根本性政策方针，所以会议的过程虽然大家有热烈甚至激烈的讨论，但最终形成的良好民主氛围和制定扭转经济不利局面的措施，已经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。第三，参会者的思想认识进程不同。庐山会议时，大多数参会者的思想，仍停留在火热的大运动、快速实现“赶英超美”的热情之中。因此当彭老总被批评时，明确支持彭老总发言的只有闻天同志、克诚同志、小舟同志，而真正系统阐述思想、全面分析形势、从哲学角度辩识问题以及提出战略性解决措施的，只有著名的理论家闻天同志。到了七千人大会时则不同，连续三四年的极度困难，让很多人逐步有了自己的认识，不得不冷静下来，重新审视“大跃进”，想尽各种办法力图扭转不利局势，少奇同志如此，周总理如此，朱老总、邓公，以及大批省、市、县第一书记们也都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。所以会议的最终，延续了最初分析形势、讨论对策、解决问题的初衷，也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，形成了一系列有益条件，为随后不久的西楼会议研究制定改变经济政策措施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六十年后再回首，回望七千人大会，探寻老一辈革命家们思想、观点的深层次交融碰撞，有太多太多隐秘的细节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很多东西或被湮没、或被遗忘、或不被披露，普通人能获知的资料很少。